科技的改革发展北伐胜利至抗战这一阶段，虽然日本对我国的侵略得陇望蜀，各地的经济还仍凋敝，但民国的一统局面毕竟为我国茶业的近代发展，也带来了某些基础。另外，加上这期间从日本留学归国的学者，以及国内一批大学农学院毕业的学生如张天福、庄晚芳、陈椽等等相继投身茶叶工作，所以，由于这批近代茶叶科学工作者领导和加入我国茶业改革的实际，从而使我国茶业的近代化建设，也真正获得了切实和较快的发展。
具体来说，这一时期完成的主要工作，首先是茶叶检验机构的建立。１８８７年以后我国茶叶贸易的“日形减退”，原因很多，但其中之一就是各地茶叶商贩“作伪搀杂”，所以早在１９１４年张謇任农商部长时，就呈文“拟在汉口、上海、福州等销茶地点，设立茶叶检查所”，并初拟了一份《茶叶检查条例》①。但由于一些具体原因，茶叶检查所实际没有建立起来。
北伐结束后，国民政府１９２８年在上海才正式筹建商品检验局。１９３０年吴觉农至该局工作后，围绕茶叶检验和生产、贸易，开展了一系列工作，这时也直到这时，我国政府设立的茶叶机构，才开始由消极的限制和税茶，对茶业和茶叶科技的改革、发展，真正起到领导和促进的职能。继上海之后，汉口等出口茶叶口岸，也相继成立了商品检验局。１９３１年，上海商检局由吴觉农、张康泽等人草拟出了我国第一份《出口茶叶检验规程》；６月２９日经“茶叶标准审委会”通过后，报实业部批准，予７月８日在报上公布，并由上海商检局对出口茶叶首先执行②。１９３２年７月中旬，实业部召开第二次全国商品检验会议，提出当年茶业最低检验标准，除上海外，这时汉口商检局也开始执行①。其后，每年对检验标准又不断调整和不时注进新的内容。这些对保证我国出口茶叶质量，都起到了显著的作用。１９３６年起，实业部又倡导各产茶区实行产地检验，这不只使产地和出口检验结合，而且使检验由消极检查变成为对茶叶生产的一种积极推动和指导。
另一重要工作是调查考察。当时上海商检局局长蔡无忌在其改进华茶方案提出的第一项工作中，就是要开展“调查考察”。其称“欲图华茶对内事业之改善与对外贸易之扩充，其办法须积极调查各省栽培制造状况，各产茶国改良步骤。”②这一点，也是当时社会上流传的一致看法。如１９３２年，当行政院成立农村复兴委员会时就提出，“稻麦棉丝茶五项为中心改良事业”，布置东南各省和各重要茶区，分头派员进行实地调查。当时参加茶业调查的，除农村复兴委员会下属机构和上海商检局外，还有中央农业实验所和四省农民银行委托金陵大学农经系等许多单位（一般都有具体的调查报告发表）。如中央农业实验所在１９３３—１９３４年间，通过“各省农情报告员”的调查统计，在１９３４年１１月对各省茶叶消费、各省茶叶代用品和各省茶叶生产实际，都一一列出了详细的调查数据③。而这些调查报告中最具参考和指导意义的，还是吴觉农和胡浩川所编写的《中国茶业复兴计划》一书。是书即是据吴觉农等所调查的安徽、浙江、福建、江西等省茶叶生产资料写成的。除此，１９３５年前后，吴觉农还奉全国经济委员会农业处等单位派遣，至日本①、印度、锡兰、爪哇及英国、苏联等地调查了茶叶产制、贸易和消费等情况；回国后又撰写了《中国茶业问题》一书。差不多与此同时，中央立法院统计局根据这期间各地陆续上报的调查材料，还核定出版了《中国七十二年来华茶出口贸易报告》②。这些对当时茶业改革和发展，不但提供了比较可靠的依据，而且也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蔡无忌改进华茶的第二条措施，就是针对过去栽培和制茶“不用科学方法”的缺点，提出要“筹设试验及研究机关”。前面说过，１９１５年农商部在安徽祁门设立模范茶场，是为我国最初运用近代茶叶科技进行生产和推广的机构之一。但据调查，至１９３１年，国内先前成立的茶叶研究机构，因时局混乱，茶叶贸易继续疲软，除祁门茶场外，已荡然不存。祁门茶场，当时也只是派员看守而已。在茶界的强烈呼吁下，后来实业部下属的中央农业实验所及上海、汉口商品检验局，才于１９３２年１１月初，首先联合承租江西修水白闲坑振宁茶植公司茶场，建立了“茶业改良场”③。在此举的推动下，各省也相效成立了若干类似的茶叶研究和技术推广机构。如是年湖南省在长沙高桥，也跟着成立了茶叶改良机构；安徽建设厅在１９３３年３月，也通过省府公布祁门茶场“组织规程”，将原祁门场接管改名为“安徽省立茶叶改良场”①。１９３４年国民政府经济委员会成立，其农业处进一步提议，将江西修水和安徽祁门的茶叶改良场合并为一场，场部设在祁门，经费由农业处补助。１９３６年，农业处撤销，茶业行政仍由实业部领导，祁门茶场复归省立，由中央每年补助经费数万元。中央补贴的这一体制一定，福建、浙江和湖北等省，也相继成立了类似的机构。如１９３５年福建在崇安、福安，浙江在嵊县三界，湖北在蒲圻羊楼洞等地，都相率成立了不少类似的改良场厂②。
因此，这一时期茶叶科技队伍空前扩大，设备也得到一定改善，我国茶叶工作者在近代茶叶科技的研究和推广方面，也相应作出了许多显著的成绩。以修水茶业改良场为例，１９３３年４月由中央农业实验所三单位接办，至６月底的《中央日报》就报道称：“现闻该场头茶已转运到沪，经各大茶号及购茶洋行品评，红茶之色香味均极良佳，其优者堪与印锡红茶相匹敌，次者亦不亚于祁红。兹该场以原有器械尚不甚完备，对于制茶机械改良研究不遗余力，除由吴委员觉农、方委员翰周设计所造之绿茶机械运场试用，成绩甚佳，并由该场主任俞海清、技术员冯绍裘设计制造红茶萎凋机……，极为灵便。该机已于本月十四日实地试用，所萎凋之叶，无异于阳光晾青者。如是则我国多年以来天雨不能制造红茶之困难，一旦迎刃而解矣。”③抗战前茶业近代发展的另一重大措施，就是积极在流通领域克服和消除封建陈规，成立运销合作一类经营整理机制。
长期来，我国茶叶出口，茶从茶户手中卖到国外，“须经过十几道转折”，洋商及中介栈商，从中操纵渔利。针对这一宿弊，１９３２年吴觉农在兼祁门茶场场长期间，试办茶叶运销合作社，也取得了很大成功。当时祁门茶商十有九亏，而唯独该社“有１５％的盈余”；因而在１９３３—１９３４年，茶业合作社进一步发展了起来。１９３６年，这种运销合作，由茶户甚至扩展到了省际。是年４月，安徽和江西两省政府，不顾上海栈商的激烈反对，为减少和取消中间剥削，两省联合成立了皖赣红茶运销委员会，由省方直接贷款，直接运销，打破了几百年来中间栈商的垄断，建立了抗战前自运自销的基础①。这种民间的茶农合作社，既是茶户合作组织，也是近代技术的推广组织，有些茶树栽培管理和茶叶采摘制造技术，正是通过合作社加以宣传和推广的。这一阶段，也是从清末以来我国茶业和茶叶科学技术改革和向近代发展进程中，最有成效的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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